黄静雅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型国家。

对党的规制也须建立在人性的区间思维的基础上，良好的制度设计应当同时做到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做到法治底线、德弘理想，既能实现德性的理想价值又能避免恶性的张扬。[137] 中国之所以经过短暂的资本主义党争民主制就选择了党导民主制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密切相关。

美国政府十七次关门风波就是其典型表现。党导民主制适用于中国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重视与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相契合近世西洋政治思想家有倡仁惠的干涉或开明的专制之说者，其意亦在以人民公意或共善为准，去干涉甚至强制人民的行为，目的在加速社会进步，强制人民自由。我认为这种强迫人民自由的法治，亦应属于诸葛式的法治一类型。这三种制裁不只是消极地防止作恶，亦可以积极地鼓励向善。

又如从诸葛之挥泪斩马谡，并料理马之后事一事看来，足见他对行军的法令，朋友的情意，双方顾全。此类型的法治之产生，可以说是由于文化学术的提高、政治教育的普及、自由思想的发达、人们个性的伸展，亦可以说是前一类型诸葛式的法治之自上而下、教导民德、启迪民智之应有的发展和必然的产物。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

(2)以责任关系的固定模式，作为官吏职务过失罪责追究的量刑参数，如《名例》第40条。比如，《户婚》第166条规定：诸妄认公私田，若盗贸卖者，一亩以下笞五十，五亩加一等。有所废阙者，从加役流上减二等，徒二年半。国内学者也曾经用坐标图的形式描述过犯罪的严重程度与刑罚的调控强度之间的对应关系⑦，但是都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

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三十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⑧参见钱大群《唐律立法量化技术运用初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3)封建时代普遍存在罪刑擅断、刑讯逼供、类推等查明案件事实的方法。(余条驿驴准此)本罪就需要同时满足乘驿马赍私物这一定性要素和一斤及以上这一定量要素之后，才能得以成立，缺一不可。第二，数学思维与定量的精确化。因此，如果我们要为中国当下量刑制度改革寻找文化之根的话，《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无疑是最值得重视的。

若镇、戍官司役使防人不以理，致令逃走者，一人杖六十，五人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既然如此，人数少一人，工具少一个，财物少一匹，时间少一日等，都不得加刑。即从军征讨者，各加二等。一部法律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时，才算真正发展了，因为从刑法正义角度看，罪刑之间应当是等罪等刑，异罪异刑，同罪不同情况，刑罚亦不相同。

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唐律》中的犯罪构成与量刑制度均运用了该技术，前者意味着对犯罪成立附加了特别条件，后者体现在为审判官量刑提供了确立依据。

归纳来看，《唐律》规定的递增公式主要有两种模型： 公式(一)：首先以律文明确本罪量刑的起点刑(以符号A表示)，然后明确量刑的计算方法(以符号B表示)，最后还限定审判官判刑的最高期限(以符号C表示)。过百日不送者，减私有罪二等。

在理解《唐律》所规定的具体个罪之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时，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 其一，《唐律》中有诸多一口一人等定量表述，这并不是犯罪构成中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本条除了从定性上规定里正县令州长等量刑事实外，每一量刑事实都有定量的设置，即里正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以免单一的定性立法技术所导致的犯罪圈的扩张现象，这就是《唐律》在针对那些不危及皇权、伦理纲常等的经济犯罪、土地犯罪中所经常采用的立法技术结合本条疏议的解释，本罪的量刑事实有三种情形，且每种量刑事实的定量要求不同：(1)若部内总计，准口受田，十分之中，一分荒芜者，笞三十。内容提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唐律》立法技术高超的集中反映。此外，《唐律》中的量刑制度所运用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还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 其一，以疏议补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的情况。

在对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之定性的基础上，尚须进一步判断达到什么数量要求的危害结果等，才构成犯罪，在对量刑事实以定性技术区别的前提下，又要求根据不同的定量要求以及能够架设这种罪量与刑量之间对应关系的递增公式，以确定最终的量刑结果。)这里的一口是人头的计算单位，从常识上看，一口就是一个活人，这并不是犯罪构成判断中的定量要求，而是量刑中的定量要求，即用一口这一定量要素，确立本罪量刑的起点刑。

本条除了从定性上规定里正县令州长等量刑事实外，每一量刑事实都有定量的设置，即里正失一事，笞四十……三事，加一等县失十事，笞三十。)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如《盗贼》第282条规定：诸盗窃……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到底这种犯罪的刑罚如何操作，更为具体地说，这种犯罪的哪种情形应该判处何种刑罚，《唐律》的规定是一目了然的，即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即可得出。

这并不是学术研究中的绕口令，而是罪刑之间的数量关系，即贝卡利亚所称的罪刑阶梯对立法的要求。运用这项技术，审判官的量刑也就有了操作指南，审判官判什么刑，判处多重的刑，《唐律》都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做出了明确规定。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2)以责任关系的固定模式，作为官吏职务过失罪责追究的量刑参数，如《名例》第40条。

其弃毁者，准盗论……二是对私罪多采用定性技术，比如《职制》第136条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若于宽闲之处者，不坐。

如要构成本罪，不仅需要占田过限这一定性的条件，而且需要一亩及以上这一定量的要求。(5)对良贱相犯以良人→部曲→奴婢为刑罚递相加减一等的档次，为行为性质的量化档次，如《斗讼》第320条。

由此决定，这类犯罪的成立判断，首先是确定行为的性质，然后再辅以行为所涉及物品的重量(如私物的斤数等)，来作为犯罪构成判断的标准，重量达不到要求，犯罪不能成立。若数人共驮载者，各从其限为坐。

4.定性+物品重量 乘驿马而违规携带物品的犯罪，一般都有携带物品重量的要求。(一)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 犯罪圈是现代刑法学上的重要概念，是指一国当下刑法典中犯罪的数量及具体犯罪外延的大小，合理的犯罪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但尚未有学者对《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进行研究。第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为审判官正确定罪量刑提供了相对精确的尺度与可操作的标准。

这在封建时代，十分有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这不仅有利于从立法上合理划定犯罪圈，而且有助于预防审判官恣意定罪量刑，因而是封建时代司法公正的制度保障，对当代亦具有启示意义。

以殴→伤→伤重→死的级别档次来对一般殴打行为的结果进行量化，如《斗讼》第315条。假有十人，同乘官畜，驮私物各十斤，其中五人数外各过一斤，依律各笞十。

本罪的成立不仅有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的定性要求，而且还必须达到五十斤及一人的定量要件，因而是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规定本罪的成立要件。若有军务要速者，加三等。